第四天，她遇到了一个贵人。
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，姓周，穿着一件深灰sE的棉袄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站在一家诊所门口指挥工人挂招牌。陈玉兰走过去，问：「请问您这里需要人手吗？」
周太太上下打量了她一番。「你会做什麽？」
「缝补。洗衣。打扫。做饭。什麽都行。」
周太太的目光落在她的手上——那双手，指甲剪得很短，指腹有厚茧，但手指细长灵活，像一个长年做细活的人的手。「你进来试试。」
陈玉兰在诊所的後院坐了下来。周太太给了她一件破旧的白大褂，叫她缝补。她用了一种叫「隐针」的技法，缝完之後从外面几乎看不到线迹，像从来没有破过一样。周太太看了，把白大褂挂在墙上，对她说：「你留下来。包吃包住，月薪法币五千。」
陈玉兰就这样留在了成都。她後来知道，周太太的丈夫是重庆一家纱厂的经理，家里不缺钱。诊所是周太太自己开的，不为了赚钱，只为了「有点事做」。周太太收留她，不是因为诊所真的缺人手，而是因为「一个nV人在那个年代，没有男人在身边，太难了」。
李守诚必须想办法让家人找到他。
他不能写信。他不知道他们的地址，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哪座城市。他也不能登报——他是保密局的人，任何公开的寻人启事都可能引来不必要的注意。他需要一种方法，一种只有他的家人才能理解、而外人看了也不觉得奇怪的方法。
他想起了父亲。
父亲是南京人。南京中华门外，有一棵被雷劈过的银杏树。父亲小时候常在那棵树下玩耍，後来南京沦陷，他逃难离开，再也没有回去。这个故事，李守诚在餐桌上讲过无数次。陈玉兰听过，李宗翰听过，李宗敏也听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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