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他们要是知道——这仗打完还要打，这几年熬完还有好几年——他们会怎麽样？」
李宗翰没有回答。他不需要回答。他们都知道答案——不是不知道，是不敢知道。把未来提前告诉一个正在苦难中挣扎的人，不是帮助，是折磨。
火车开了四个小时到杭州。他们在杭州火车站下车，在那个拥挤的、混乱的、到处都是乞丐和小偷的车站广场上站了一会儿，然後去找便宜的旅馆。
杭州的状况b上海还糟。
上海至少还有外滩、有南京路、有那些光鲜亮丽的门面。杭州没有。杭州给人的感觉是一座被战争掏空了的城市——街道两旁的店铺有一半关着门，开着的也多半只卖些粗劣的日用品。物价b上海还贵——不是因为杭州的物资b上海短缺，而是因为杭州的接收工作b上海更乱、更贪、更没有章法。
他们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一家旅馆，一个房间两个床位，一晚两百块。不是两百块新台币，是两百块法币。一九四五年秋天的法币，已经开始了它那场着名的、持续数年的、最终归於虚无的贬值之旅。两百块法币在当时还能买什麽？能买十几个馒头、或者几斤米、或者一件粗糙的棉布衣服。但谁都知道，这个价钱过了一个月就不一样了——不是旅馆涨价，是钱不值钱了。
李宗敏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，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麻将声和笑骂声，怎麽也睡不着。
「哥，」她低声说，「我们到了广州，真的能进去吗？」
「不试试怎麽知道。」
「我是说，万一进不去呢？」
李宗翰沉默了一会儿。「那就再想别的办法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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