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么多年来，几乎每一次在情绪最难平的时候，陶都会下意识来洗澡。
像是只要让水把全身都浸透，就能把那些记忆压低一点点，把胸口那股常年不散的内疚洗薄一点点。
可她也知道，自己真正用来弥补这份愧疚的方法，从来不是洗澡。
而是分析员。
那枚实验中活下来的受精卵，后来长成了他。
她没能救回死去的那个孩子，没能给予那个失败样本任何补偿，于是所有无处安放的爱、责任、悔恨和弥补欲，便都聚拢到了另一个幸存个体身上。
她把自己能给的一切都给了分析员。
起初，那的确是母爱，是养育，是照顾，是一种近乎严苛又周全的保护。
她让他吃饱穿暖，给他安排最妥当的成长条件，替他处理生活与学习里的每一处细节，把一切实际层面的缺口都补齐。
她比谁都明白，这个孩子身上承载的不只是生物学的奇迹，也是某种实验伦理无法洗净的血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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